《新闻联播》:从信息媒介到政治仪式的回归 | 专题
导 读
作为中国电视新闻的一个标志,中央电视台开播于1978年元旦的《新闻联播》被认为是“世界上收视率最高、观众最多、影响最广的新闻节目”。
继承了先前《新闻简报》和《电视新闻》的衣钵,《新闻联播》在党中央“提高宣传质量”的要求下而建立,因此它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的产物”,“以政治为本位”是其首要诉求。
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新闻联播》经历了五次大的改版,有研究者认为,节目的时效不断增强、内容更加丰富、新闻的播报形式也日渐多元,有着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的趋势。
纵观其历次改版,尽管其信息传递的特征和功能在某一时期有所加强;但总地来看,作为意识形态传达和国家身份强化的仪式功能才是其节目的根本,在编排程式、画面和叙事风格、主持人等符号的变化中,《新闻联播》的政治仪式功能在有意识地与大众文化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1《新闻联播》的历次改版
开播之初的《新闻联播》建立在“集体记者”和“全国联播”的基础之上,虽然与之前《新闻简报》和《电视新闻》的制作方式和规模有了一定差别,但是在强调时政宣传、反映建设成就等方面的诉求和功能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的30多年中,新闻联播共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改版,节目的编排、叙事、画面和主持人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81年,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会上提出,要把《新闻联播》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对国内、国际重要事件及时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同年7月1日,《新闻联播》实行了创办以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改版:将以前节目中明确分为三块的国内新闻片、国际口播稿和国际新闻录像,按照其重要程度进行了统一编排;过去缺乏形象感的口播新闻尽可能地配上照片、地图、影片、幻灯或字幕;从《新闻简报》起一直沿用的新闻片配乐的做法被取消;节目的片头和开始曲、播音员背景、预告新闻提要的方式也都做了改进。1982年9月1日期,党中央明确规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从原来2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移至19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
1987年,《新闻联播》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实行了两个播音员串联播音,更好地利用了电视的多种传播符号:声音、形象、表情、语气乃至服饰;《新闻联播》启用了使用至今的17秒片头音乐;增设“观众论坛”和“观众信箱”,为观众提供了交流和发声的论坛;“刚刚收到的消息”开始常见于屏幕,时效性再度提高。
1996年,《新闻联播》的播出由录播改为直播,并更换了新演播室。
2004年,《新闻联播》在会议新闻和典型报道的语态和画面表达上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版。时政新闻报道的改革源自200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4年又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执行细节,各行业工作会议报道被严格禁止,每天时政新闻总量有了明确的规定。2004年两会期间,《新闻联播》的信息量增长了近两倍;典型报道也更加“注重展示人物细节,强调时效性、生动性和贴近性”。此外,在这两类报道中,对同期声的使用也比以往增多了。这一时期的《新闻联播》在记者出镜报道、国内国际新闻混编、示意图和字幕版的使用等方面也进行了革新。
2011年,《新闻联播》又在叙事语态、新闻编排和包装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变。从语态来看,新闻片开始由记者配音,报道中开始大量运用被采访对象的同期声,播报语言也更加口语化;从编排来看,时政新闻进行精简,强化常规报道和国际简讯的时长和内容;此外,郎永淳和欧阳夏丹两位年轻新闻主播的加盟也值得关注,两位主持人身上记者色彩更浓而播音员色彩较淡,这对于整个节目在符号层面上由宣传性转向新闻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相关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历次改版的描述都集中于:《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更具有亲和力、播报语态更加口语化、会议和时政报道时长缩减、更多采访对象的同期声、更加丰富的声画语言等;而对改版结果的叙述则集中在淡化节目的宣传性从而回归新闻本位。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产品,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变化源于社会系统对其功能需求发生了变化,即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嵌入其中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而《新闻联播》的改版正是伴随着国家层面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日常生活层面上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的;然而在《新闻联播》的节目定位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节目在通过声画语言创造和强化稳定的仪式感方面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兴的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从时效性角度完全占据了信息传递第一出口的局面下,《新闻联播》的功能更多地向凝聚共识、重塑共同体身份的方向回归。
2作为仪式的新闻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题为《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的文章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作为传递的传播和作为仪式的传播。
“传递观”是对传播最常见也是最主流的理解方式,在这种理解路径中,传播和传授、发送、传送等概念相关,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指将信号或讯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以达到对空间和人的控制;
在“仪式观”的理解中,传播则和分享、参与、联合、团体等概念相关,与共性、共有、共同体等词汇有着相同的词根,传播并非直指在空间意义上信息的扩散,而是强调在时间意义上对社会共同体的维持。要理解凯瑞所说的作为仪式的传播,可以从传播行为的构成和功能两方面来理解。
在文章中,凯瑞对作为仪式的传播的功能进行了论述,他将读报等传播行为比作弥撒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没有学到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传播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意义。在赋予日常世界以意义的基础上,作为集体活动的仪式还能够起到凝聚社会团结和强化集体力量这一功能,通过对宗教仪式的研究,涂尔干指出“仪式的真正功能是它的普同性作用”,实际上它所强化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其社会的归附关系;德拉克里夫-布朗则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出发,指出相比于仪式的“应验”,人们更关心“仪式的社会功能”,即“仪式在建立和维持一个具有正常秩序的人类社会时所发挥的作用”。
仪式的这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在传播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塑造,传播在互不相识的人群中建立联系,改变和重塑着社群的边界,从而建构着阶级、宗教、民族、国家等不同层级的共同体。
从传播行为的构成来看,凯瑞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路径出发,将其看作“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这种符号不仅呈现着世界,同时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力量建构和形塑着世界,即符号同时具有替代性和生产性。凯瑞并没有在文中说明,作为符号的传播如何成为仪式从而形塑现实,但其在文中所引用的雷蒙德·威廉姆斯的一段话却很有启发性:“许多传播模式本身变成了社会惯例,对他人的态度、某种称呼方式、某种语调和风格都具体反映在这些惯例中,使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即通过传播生成一种约定俗成的、默会的社会惯例,而这种生成过程则需要将特定的传播行为不断反复从而形成一种程式或规范。而这样一种传播的构成也正契合了作为象征和符号体系的仪式。人类学者特纳将仪式看作实践中模式化的过程,符号形式的象征对象和象征行为则是构成仪式的分子单位,即仪式就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学研究者格兰姆斯指出,“仪式肇始于仪式化”,而仪式化则是指“某种类型的、重复的姿势和姿态”,当然也包括了不断重复的符号和符号所携带的意义。
综合上述关于仪式的构成和功能的观点,作为仪式的传播也应当具有以下特征:由某种类型化的和重复的符号体系构成,并且发挥着凝聚共识和维系共同体的功能。塔克曼通过考察新闻工作者如何将日常生活转化、制作为新闻事件,将新闻称作框架、被建构的现实和社会知识,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新闻的符号化特征和影响社会的功能。
而作为拥有最多观众人数且被视为中国政治晴雨表的《新闻联播》正符合上述特征:它以一整套稳定的电视声音、语言、文字和影像等符号影响和建构着电视观众的观看方式以及对自身和国家的理解,同时这样一种符号化的观看也是每个普通观众象征性地参与国家事务和议程的方式。
3《新闻联播》的仪式符号构成
上文提到,仪式由某种类型化和重复性的符号体系构成,这一定义实际指出了仪式构成的两种要素:携带着特定意义的符号和符号的不断重复。而这两种要素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符号只有通过不断重复才能让其所携带的特定意义——所指——固定下来。在关于仪式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仪式符号划分为以下几种:语言形式的符号、物件形式的符号、行为形式的符号和声音形式的符号,并指出这些符号形式是相互包容、难于分解的。
电视新闻有其特殊性,电视的符号系统由语言符号和画面符号复合而成,有学者将之分别称为抽象语言符号和具象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或抽象语言符号指电视新闻中能够精确传达新闻内容的话语符号,包括播音语言、现场语言,也包括屏幕文字和画内文字;画面符号或具象语言符号则既包括画面中被摄人物的体态语言及其环境因素所构成的客观非语言符号,也包括运用镜头运动技巧而造成的光影、色彩、景别、角度等符号。另外,在电视新闻中,除了现场画面和声音中的新闻要素,出镜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也构成电视符号系统的主要元素,其服饰、动作、表情、声音等都影响着电视的传播效果。由于电视作为一种流媒体的特性,时间和顺序在电视新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的编排意味着重要性和秩序的差异。据此,本文将从编排顺序、语言符号、画面符号和主持人四个方面对《新闻联播》作为仪式的符号构成进行分析。
(一)编排顺序
对《新闻联播》的编排顺序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宏观上《新闻联播》在中央电视台的位置;中观上《新闻联播》内部每个板块的排列;微观意义上每条新闻之间及每条新闻内部呈现出的序列。
从宏观上看,197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之初,其全天的所有节目正是从晚上7点开始随着《新闻联播》的播出而开始的,即《新闻联播》是以天为时间单位的电视节目的开端,这一“头条”位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在央视所有节目中的核心位置;1982年起,重大新闻开始由19点的《新闻联播》首发更是强化了其政治话语的显著性。随后尽管随着制播能力的提高,央视早已做到24小时全天候播出、《新闻联播》不再享有“头条”位置,但早期培养起来的收视惯性以及晚间7点作为黄金时段的特性仍能够保证其高收视率和核心位置。从播出平台来看,《新闻联播》除了在央视综合频道和以新闻为主打的新闻频道播出,还要通过各省级上星卫视进行“联播”,1993年,中宣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专门下达《关于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完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通知》,这一通知保证了《新闻联播》对晚间7点黄金档的垄断,也是国家动用行政力量动员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这一集体仪式的方式。另外,晚间7点正是家庭团聚、共进晚餐的时间,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收看形式又让个人脱离了孤立的状态,实现了家和国的同构。通过这种三十多年未变的时间和频道安排,新闻联播以一种稳定的形式被安排进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值得定期关注的日常仪式。
从中观层面来看,《新闻联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编排顺序。一次完整的新闻联播节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片头曲(17秒)、问候语和内容提要(1分钟左右)、国内新闻(23-25分钟左右)、国际新闻(3_5分钟左右)、结尾问候和片尾曲(30秒)。这样一整套编排流程中暗含着对民族国家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的确认。
17秒的新闻联播片头音乐从1988年开始使用,这段音乐的创作参与者包布和曾提到过,新闻联播片头音乐必须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和权威性”,最终定稿的这段旋律是对歌曲《歌唱袓国》的第一乐句的浓缩和改编,使用管弦乐队演奏使乐曲最终做到了“力度和流畅、大气和舒展的结合”,“既保证了中国特色音乐旋律,又避免了某个地域音乐风格”,即通过这段音乐唤起一种总体的国家意识和庄重的情感准备;与这段音乐相伴的画面是旋转的蓝色地球以及随后出现的黑体字“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闻联播”,由于新闻联播的定位为报道权威新闻和传递最新信息,旋转的蓝色地球正表明了节目的全球视野和权威地位;而黑体又是“最具近现代中国政治意味的字体,是一种表述着庄严性、力量感及其均匀的结构分布特征的文字符号”。
片头音乐结束后,主持人出现说出问候语,问候语的内容包括当日的公历日期和农历日期,对农历日期的使用考虑到了观众中还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他们对农历日期更为熟悉,而这种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历法的播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着民族性。随后是一分钟左右的内容提要,由两位主持人口播播出。目前,大部分电视新闻的内容提要一般都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即片头前——播出,播出形式为新闻现场画面配合快节奏的音乐和解说,相比于这种形式,新闻联播中播音员面对镜头的口播显得更为庄重,“宣读”的意味更加明显,播报者和观看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改版之前,《新闻联播》片头音乐之前还有43秒的国歌音乐电视。国歌本身就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义勇军进行曲》一般会在有众多人员参与的集体仪式的开始阶段播放和演唱,从而唤起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反应和身份共鸣;《新闻联播》前的国歌音乐电视除了从音乐上起到这种情感唤起的作用外,视频中作为自然地理符号的黄山和黄河、作为文化和历史符号的长城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日常工农业生产符号的稻田收割和火箭发射以及作为政治符号的国旗和国徽等都在强化着观众对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的生命感受,能够“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其为接下来的节目观看或仪式参与进行情绪和思想上的准备。2004年国歌停播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不少网友要求恢复国歌播放;2006年,央视就此事专门发布公告,称出于节目播出时间变更需要、晚饭时间放国歌不够严肃以及国际惯例等因素考虑,将国歌提至早间播出。国歌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新闻联播》的仪式意味。
节目的主体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从播出顺序来看,依次是时政报道、常规报道、国内简讯、国际简讯,其中时政报道是《新闻联播》的传统题材和优势资源,包括领导人会见、外交、会议、领导活动、公告等内容,新闻条数最多且所占时间最长,通常时长超过节目总长的一半;其他国内新闻中,反映国家建设、发展成就的经济新闻和科技新闻所占比重最高,其他的文化、教育、法制等新闻无论是总时长还是单条时长都无法与之相比。国内新闻播报结束后,会有一个简短的片花音乐引出国际新闻,总的来看,三十多年来,国际新闻的时长在不断增加,现在通常在3至5分钟,在国际新闻中也时常会出现和中国事务相关的新闻,例如:“北京申冬奥代表团举行发布会”(2015年6月10日)、“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5年10月10日);此外,国际新闻中包含最多的内容为国际关系、政局变化、会议新闻等。这种先国内后国外、先政治再经济最后社会的序列分布也体现出新闻联播以政治为本位、强调国家和政权立场的特征。这样的编排结构在《新闻联播》的三十多年历史中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仅有一次被打破: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空飞机爆炸一事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以头条位置播发,尽管这次“意外”赢得了多方好评,但是据说这一做法因未能获得相关领导的同意而使得后来者难以为继,先国内后国外的秩序被稳定下来。
微观角度上,新闻之间的排序和新闻内部的镜头排序最明显地体现在时政新闻中。金霖萍根据其在《新闻联播》节目实习和参与式观察的经历得出时政新闻编排的规律:“1.只要当天有胡锦涛活动的新闻,一般情况下该新闻都作为头条播放;2.胡锦涛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官职的常规排序……,进行新闻编排;3.如果当天没有胡锦涛的新闻,一般会以比较重要的主题报道或其他国内新闻作为头条,极少出现将吴邦国、温家宝等常委活动的新闻作为头条播出。”时至今日,《新闻联播》仍然严格遵守着这样的编排规律。而在单条时政新闻中,人物的出场顺序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通过电视台和频道层面、节目内不同板块之间以及不同新闻条目之间严格的编排秩序,《新闻联播》实现了一种重复性地全面话语建构,影响和生产着观众对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相关性的认知。
(二)语言符号
一般来说,在电视新闻中,声画符号往往是一体的,二者并无主次、平行表征:语言符号是新闻内容逻辑陈述的叙述系统,画面符号则是新闻事实视听表征的证实系统;视觉符号由于其表情达意的直观性和冲击力而被置于核心位置,语言符号则应当紧扣画面内容,深化画面而又不重复画面的内容。而《新闻联播》则更多地以语言符号为主体、画面语言为辅,重听觉的完整性而相对忽视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语言符号呈现出书面化和自足性的特征。
《新闻联播》中的语言符号包括新闻主播的播音语言、同期声的现场语言以及画面内的文字说明等。播音语言在《新闻联播》中占据着绝对核心的位置,包括主持人口播和新闻视频中的解说两部分。有学者通过对《新闻联播》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发现其新闻文本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从词汇上看,联播倾向于使用书面色彩较浓的词语,四字的习用语(如“对外开放”、“爱岗敬业”)以及成语(如“千方百计”、“脍炙人口”等)的使用率远高于其他新闻节目,语体更加正式;从句法来看,联播所用的句子相对较长、句子结构更为复杂,引发句(XX指出/表示/强调,……)较多;从语义上看,定语多表示限定性而非修饰性语义关系,状语多表示时间、情态、方式和位置等语义关系,这体现了其“言简意赅、信息含量大”的特点。正是这样高度书面化的口播和解说语言,使得《新闻联播》的语言符号各要素齐全、表意完整,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完备部分,因此整个节目就几乎成为了“文本宣读+画面配合”的过程。
以2015年9月26日《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为例,其中一段解说文本如下:“9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来到白宫南草坪,在下车处受到奥巴马和夫人的热情迎接。在奥巴马陪同下,习近平走进欢迎区,沿着红地毯走上检阅台。乐队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礼炮鸣21响。习近平在奥巴马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欢迎人群挥舞中美两国国旗向习近平欢呼致意。习近平同站在前排的代表亲切握手,向他们问好。身穿传统军服的军乐队吹响笛子和军号,鼓乐齐鸣,齐步走过检阅台,接受检阅”。
这段文本本身已经是对现场很全面的描述,且播音员在解说的过程中语速非常缓慢,每句话和镜头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电视新闻的传播中,解说词的功能主要在延伸画面、扩大信息含量、补充画面不足、挖掘画面内涵、渲染气氛、提炼升华主题等,对于画面已经表现的内容再用语言符号做同义重复,既浪费了信息资源,也浪费了观众的注意力;但是对于《新闻联播》而言,这样的声画同义反复却可以保证信息传播的闭合性,保证信息含义的单一性和纯粹性,符合节目国家代言人的定位和政治宣传的功能。
除了文本本身的书面化和自足性的特征,从结构上看,其语言符号还具有高度程式化的特点,“如某某领导人、于某某日、在某某地方、会见了某国家某领导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或富有成效)的谈话”,且官员的级别不同对其进行报道所采用的词汇、篇幅都有差异,不少学者都对这种形式刻板、信息价值低的文本进行了批评,但是在政治性压倒新闻性的《新闻联播》中,通过这种程式化、等级化的文本传播和强化政治秩序、政治身份才是节目真正关注的。
对电视媒体而言,同期声本是最能体现电视传播特征和优势的语言符号,其恰当运用能有效地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重要的新闻事实如果能够通过新闻人物直接面向观众讲述,未经任何转述和加工,就会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具有说服力。但是同期声在《新闻联播》中的使用却非常有限且有较为非常严格的规范和限制。《新闻联播》的同期声多出现在两种情形中:一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政报道,二是主题报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通过《新闻联播》等主流新闻栏目、借助视觉符号进行新闻报道是建立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同期声的大量使用既符合电视新闻专业规律、也能够加速政治系统和政治领袖的“去神秘化”。(通常来说,《新闻联播》在时政报道中对同期声的使用一般仅限于职位最高的领导人,其他官员则鲜有“发声”的机会。
《新闻联播》的主题报道长期以来比较刻板和模式化,通常是采用解说词配画面的方式进行处理,较少体现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的画面和同期声。2011年《新闻联播》改版以来,特别是为了配合“走转改”而推出的“走基层?蹲点日记”系列报道,以记者的第一视角进行报道,在报道中运用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同期声,提高了报道的可看性和影响力。例如在2011年9月25日和2012年4月19的走基层板块中,使用的同期声长度分别为90秒和81秒,分别占当条新闻全长的44.6%和37.7%;对被采访对象的话语限制也大大缩小,家常话、开玩笑和打比方等经常出现在同期声中。近年来,《新闻联播》开展了多次以街头采访为主要形式的主题报道活动,如“2〇12年国庆期间的“你幸福吗”、2014年春节期间的“家风是什么”以及2015年国庆期间的“最好的时光是什么”等,在这些现场报道中,很多场景让人忍俊不禁,诸如“我姓曾”、“我耳朵不好”、“不幸福、因为刚和女朋友分手”这样日常话语“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在国家叙事平台《新闻联播》中让百姓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稀缺,因而这些系列报道受到了公众的热议和追捧。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采访形式和对同期声的使用也可看作央视在设置公众议程和凝聚共识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
从《新闻联播》语言符号的发展趋势来看,播音语言逐渐口语化、同期声使用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仅就形式而言,《新闻联播》的“新闻性”在不断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和形式上的变化仍旧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和教育的主旨:时政新闻中同期声比重的增加有助于更好地塑造政治领袖的形象;典型报道中现场音响的使用则使得模范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和自然,从而使其道德力量更为凸显,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街头采访虽然发出了老百姓的声音,但采访的主题都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为迎合特定时期的宣传需求,例如“你幸福吗”是为了喜迎十八大,而“最好的时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设置本身就限定了采访对象只能回答积极的、向上的内容,这也能够很好地迎合国庆节这一主题。《新闻联播》的节目定位和功能并没有因为这些报道形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相反,这些报道形式的改进可以看作节目“与时倶进”地以更加精巧的技术手段完成政治宣传功能的努力。
(三)画面符号
上文提到,在《新闻联播》的符号系统中,声音符号因其书面化和自足化特征而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画面符号则起到辅助作用、对播音员的解说进行证实。画面符号和人的视觉系统直接相关,而视觉是人类认识事物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当代社会文化建构的核心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画面符号进行信息传播和意义共享是一种高质而高效的行为。而从内容来看,画面符号在信息传递上有一定的偏向性,如图像符号在传递战争、暴力、竞争、愤怒等具有冲突性的内容时,其传播效果优于对和平、合作、友爱等内容的表现。但是在新闻联播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国内重要会议以及经济、科技等领域的进展与成就、先进模范人物等占据了节目的主要内容,以正面新闻信息为主,仅在国际新闻部分会出现带有冲突性的负面新闻。这种正面宣传为主的思想贯穿在新闻联播整个发展历程中。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思想的指导下,《新闻联播》中的画面通常是日常工作、会议和生活的场景,缺少冲突和张力,对现场画面的使用也多以去除现场环境声的方式处理,削减了其信息含量和感染力,因此画面本身并不包含很强的叙事功能。学者黄匡宇曾在1989年连续16天在关掉声音的情况下收看《新闻联播》共534条新闻,结果没有一条消息能看懂,能猜中大致内容的仅9条。
在画面符号中,除了被直接拍摄的对象,运用镜头运动技巧而造成的光影、色彩、景别、角度等也会对画面的表情达意造成直接的影响。在《新闻联播》的时政报道中,不同级别官员的拍摄景别、角度和时长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出镜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单人的正面特写或近景镜头在时政报道中被限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级。
上述画面符号中景别、时长、镜头运动的差异都在暗示和强化着政治秩序,这些画面信息能够使观众对于最高领导人和其他政治领袖间的层级差异产生直观的认识和潜移默化的认同。
(四)播音员
由于《新闻联播》节目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节目的直接发声者——播音员——也被附着了浓厚的符号色彩,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以及秩序和规则的象征,因此被称作“国脸”。作为“国家新闻发言人”,《新闻联播》的主播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他们被称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着“陪伴的力量”;因此,《新闻联播》历次主持人变化都会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让<新闻联播>换换人》的提案受到了各方争议。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闻联播》共出现了三代主播:
第一代播音员包括李娟、赵忠祥、邢质斌和刘佳;
第二代播音员以李瑞英、李修平、罗京、王宁和张宏民为代表,他们也是三代播音员中辨识度最高、担任主播时间最长的,并且在《新闻联播》以外很少亮相;
第三代播音员主要是2006年以来登上主播台的康辉、李梓萌、海霞、郭志坚、欧阳夏丹和郎永淳。
央视主播在形象塑造上力争纯正和完美,他们通过自己的外形(视觉符号)和声音(听觉符号)向观众传输着闭合的、意义单一的文本,最大限度地限制着信息被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从视觉上看,《新闻联播》的主播除了最开始时由赵忠祥一人担任外,接下来都是由一男一女搭档串播,这样的搭配形式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分类方式。
从外形上看,主播大多符合传统审美观:端庄、大气、“舒服耐看”,但并不是过分漂亮,因为“太漂亮反而会影响观众接受新闻”,因此主播的相貌是“人的长相的标准化、平均性及其基本的正确性的显现形式”。长期以来,这些主播以几乎静态的肖像呈现在观众面前,播报时大多面无表情、身体几乎完全保持静态。2011年节目改版以来,主播们会根据稿件的内容而呈现出或喜悦微笑、或庄严肃穆的表情。2013年除夕的节目中,两位主播的双手第一次离开播报台、抱拳作揖向全国观众拜年。这些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的变化迎来了广泛的好评。
从妆扮来看,《新闻联播》的女主播皆为短发,而从整个央视来看,新闻女主播也以短发为主,一些原来在其他栏目的女主持人一旦成为新闻类节目的主播,也会逐渐转变为短发,如张泉灵和李小萌。尽管短发看上去端庄千练,但是留短发并非整个电视界女主播的惯例,《新闻联播》这一默认的发型传统大概也是要限制或隐匿主播的个性,而强调其作为国家形象代言的集体性。
从衣着来看,主播长期保持着朴素、大方、中规中矩的着装风格,男主播通常是深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衫,女主播在2006年以前也多以冷色调西服为主。这样的着装风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播在节目中只是起了传声筒的作用,是在“播音”,而不是在“叙事”,如果观众过分关注主播光鲜亮丽的服装,则是对节目和信息本身的折损;同时,作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和代言人,《新闻联播》的权威性和敏感性使得观众可能会对主播的形象和着装等非语言符号做出过分的解读。例如1987年1月16日,主播张宏民因故穿着临时借来的中山装而非西装领带主持节目就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猜测。因此,《新闻联播》的主播们在形象上都保持着高度稳定。但自2006年以来,第三代主播加入、特别是2010年央视放宽了对主播服装的限制之后,女主播的衣服色彩更加鲜艳、款式更多样,女性气质更加凸显,一些主播着装呈现出的时尚感和设计感甚至引起观众热议。
尽管《新闻联播》主播的外貌、妆扮、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更加时尚、活泼和亲切,但是节目的定位和内容决定了主持人的形象,在《新闻联播》整体上已经风格化的情况下,主播身上的改变并不会影响节目的整体风格。相反,这些改变根本上都服务于《新闻联播》的节目定位和功能,因而更具表演性而非新闻性。
从听觉上看,《新闻联播》对播音员的普通话水平要求最高,播音员的发声和播音节奏都极为规范,自由发挥空间非常有限,播音中很少会有过多的情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信息的传递沿着一条严格控制的路径,以便最大限度地排除任何含混性或可能的阅读多义性”。赵忠祥将这种播音风格概括为:“字正腔圆、庄严及严谨”。《新闻联播》播音中的书面化特征非常明显,其中很多重要稿件都来自新华社的通稿,面对这些文字稿件,播音员即使技巧很高,也很难像口语表达那样自然。2002年,《新闻联播》的主播们曾用一星期的时间,练习“说新闻”,在一些句子结尾加上了呢、啊、啦等语气词,试图让新闻播报更亲切,但结果却是“非驴非马,语气很古怪”;近年来,随着《新闻联播》整个文风的改变,播音员的播报语言更加口语化,在常规国内新闻的播报中出现了“这不”、“可把”、“火了”等日常通俗表达,使节目更好地回归电视媒介本身的人际交流特征。但是,男女主播之间仍旧是各自为阵的、没有眼神交流更没有对话交流的“轮播”,在这种播报中,主播的角色就被限制在了去个性化的“声音传递者”而非有着独立思想的“声音发出者”。通过对稳定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的塑造,《新闻联播》的主播成功地将自己的个性剥离出去,成为全知全能的、完美纯粹的国家叙事主体。
4《新闻联播》变革中的仪式回归
(一)《新闻联播》改革的得与失
上文从节目编排、语言符号、画面符号以及主持人四个方面对作为仪式的《新闻联播》的符号系统进行分析。
从内容上看,这四类符号从不同的面向包裹着关于国家、民族、政党以及日常生活的秩序、规范和想象;从形式上看,四类符号的稳定性和重复性保证了其表情达意的单一性和准确性。
以历时的角度来看,构成《新闻联播》仪式的这四种符号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从语言符号上看,播报语言更加口语化,同期声的使用比例不断提高,节目中出现了更多来自草根基层的声音;
从画面符号上看,机位更加多样,拍摄的画面更加丰富,电脑特效的进步也使得节目有了更丰富的影像;
从主持人来看,无论其妆扮、表情和肢体动作都更加自然,更有个性和自我;不同于上述符号中发生的较为显著的变化,《新闻联播》的编排策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部分节目依然是按照先国内后国际、先领导后群众的顺序编排,而这一点正是最能体现节目的国家立场和政治属性的关键。
上述的变与不变都反映出《新闻联播》在信息发布方面的努力,日益口语化、亲民化是其一大特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改革举措中却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情况。例如,2014年3月23日《新闻联播》的结尾以“感受春天的气息”为主题,播放了一段长约1分钟的类似电视散文的视频,视频中展示着全国各地春天到来、百花盛开的景象,在当天晚上六点24分《新闻联播》开始前在其微博平台“@央视新闻”发布预告“今晚19:00,请锁定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联播#结尾,有何惊喜?敬请期待,扩散周知!”;节目结束后,又发布微博“#新闻联播#【史上最美结尾】不负春光,拥抱春天!”,并附带了视频链接。这一节目设计固然充满趣味和人情味,但也有不少观众在微博评论中大呼上当,评论“已经举报CC*V发布不实消息的,请点个赞”获得了最多的点赞数,很多评论都认为新闻联播将有重大信息发布,这样的民意反映了《新闻联播》为贴近观众的“卖萌”与观众对于其作为重大新闻发布平台的期待之间的冲突,不得体的“卖萌”反而损害了节目本身的价值。因此,《新闻联播》应当把握改革的分寸和尺度,特别是坚持作为国家重大信息发布者和政治仪式的角色,将其作为节目的核心要义
。
(二)新媒体对《新闻联播》的冲击和“倒逼”
从大的媒介环境来看,《新闻联播》在1982年获得的大事首发的特权和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具有更高时效性和参与度的网络媒体正在取代《新闻联播》“首席发言人”的角色。业内已经意识到,“传统媒体在重大新闻的报道上,要注重在微博上抢新闻首发权”。近年来,除了诸如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事故”、2015年的“812天津爆炸”等突发事件都是经由微博首先进入公众视野,诸如薄熙来、周永康等重大时政消息也最早通过新华社的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布。在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和新闻性等方面的优势都受到严重挑战情况下,通过声画二重通道创造众多观众共同在场的仪式感则成为电视最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大型活动和典礼(如晚会、阅兵)中,电视直播的这种凝聚共识和创造想象的共同体的功能最能够得到彰显。在2015年9月3日央视及各卫视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时,央视一套的50城市收视率高达15.96%,市场份额为35.65%,直播阅兵的整体市场份额则超过80%。这种高收视背后,固然有人们对于阅兵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关注,然而更重要的,则是集体观看、共同参与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
从观众对《新闻联播》的接受和认知来看,伴随着新兴媒介的不断涌现,《新闻联播》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让人“开眼看世界”的信息媒介愈发变成一种“陪伴的力量”,其信息功能在不断弱化。1987至1%8年,《当代电视》杂志开了“电视和我们”栏目,请观众投稿谈看电视的感受,包括冰心、萧乾、叶圣陶等在内的知识分子及普通观众都纷纷投稿,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新闻联播》是其最喜爱的节目,不少人都将《新闻联播》与《世界各地》、《祖国各地》、《今日世界》等风光类电视节目并列,称其具有“开眼界、长知识、受教育”的功能,特别是童道明提到,“只有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的人,才可能相信自己的确置身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而在当下真正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联播》已远远无法满足观众对于更具时效、更加丰富的信息的需求,转而成为了一种带有怀旧色彩的集体记忆。近两年,随着李瑞英、张宏民、李修平等第二代主播相继离开播音台,在网络上引起不少观众的“失落、伤感”:“不要小舰陪伴的力量,熟悉的开场曲,闭着眼睛也能瞬间听出属于谁的播音腔,这让《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在时间长河的流淌中,成为大批观众的老朋友”。尽管《新闻联播》在信息的时效性和互动性等方面难以与新兴媒体相抗衡,但其国家电视台的媒体属性能够很好地为在这一平台上传递的信息“加息”、提高其可信度和权威性。因此,对于《新闻联播》来说,面对新媒体挑战的一个现实选择也许是:除了继续做好越来越少的独家消息,更在重要新闻的“第二落点”上下功夫,提供充分而务实的阐释性或确证性信息,降低观众对这些信息的解码成本,在纷繁复杂、众说纷纭的信息洪流中起到稳定器和安全岛的作用。
(三)仪式的回归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这样论述仪式的意义,“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义,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于是就产生了仪典”。正是通过上述种种重复性的全面话语建构,《新闻联播》成为在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中国人之间完成了每日一次的虚拟的精神聚会。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如下要求,“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语言符号、画面符号和主持人的变化正体现了《新闻联播》三十多年来在“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方面的努力,而编排策略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则符合“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就这个意义而言,《新闻联播》中那些看起来更具“新闻性”的变化本质上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其“宣传性”和“仪式性”。
从整个社会来看,日益向后现代转向的文化思潮也在强化着《新闻联播》的仪式功能。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图像转向”正在改变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破除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对理性的偏爱而对感性与直觉特别是对视觉感受的歧视,要大声地‘为眼睛辩护’。”视觉信息不仅仅反映着世界,也在影响和创造着世界;另一方面,信息和价值的多元化正在解构和“质疑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等经典概念”,特别是维系着社会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义正在碎片化的新媒体时代被解构。
在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新闻联播》建构共识的政治仪式功能也许比信息媒介功能更具现实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联播》可以放弃追求“新闻性”的努力。事实上,有着国家平台优势的《新闻联播》要想担负起凝聚共识、维系社会团结的功能,就必须更好地改造和提升其信息传达的质量,通过权威信息的传递和解读将广大观众从其各自的家庭空间、个人空间集合到由这一节目所搭建的“广场”上,使其以特定的观看和参与方式接收、解读节目精心搭建的符号体系,想象着自我、国家和世界,进而产生共鸣、共识和认同。
文章来源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周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雅兰
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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